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久，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
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鬥，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國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兇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
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