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厲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萬物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也久矣。是以先生設官，分職而共治耳。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肯。』故曰：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也。此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
韓非曰：『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也，今爲眾人法而以爲上智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粱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難論，則其於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 又曰：『世之所謂烈士者，離眾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言論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則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又曰：『察士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智全也。夫人未盡察之也，唯賢者而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又曰：小人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也。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眾。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爲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也。 故曰：爲善者，使人不能得從；爲巧者，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故所貴聖人之理者，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達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貴於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汙於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爲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國俗。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議曰：據文子此言，以爲聖人不可用先知遠見、博聞強志、傲世賤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爲風俗。今但任其風土，化以農稼軍陣，曲成於物，而俯同於俗耳，非貴於獨能獨勇者也。 故聖人任道，以通其險。淮南子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離朱之明，察針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泉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裏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險也。 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農、士、工、商，鄉別州異。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生。』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
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
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 議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能使木鳶自飛，無益於用。漢之張衡，能使參輪自轉；魏之馬鈞，能使木人吹簫，茍無益於用而爲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矣。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無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聖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觀之，事貴於適時，無貴於遠功，有自來矣。